《第八个是铜像》当年放映的时候为什么中国观众反映看不懂？
《第八个是铜像》作为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于1973年在中国公映，当时的中国文化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时主流报刊上发表的对这个电影的评论，大体上能了解到电影的主题思想是什么。
《报》1973年7月17日发表评论：“闪闪发光的铜像”，署名：峻延等，这个笔名大概能看出是“军报的言论”的谐音之意，应该是编辑部组织专人撰写的。
紧接着，1973年7月18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为王友、张河的评论：“英雄的军队，伟大的人民”。
1973年7月22日，《文汇报》发表署名丁了的评论：“反法西斯斗争的壮丽颂歌”。
而且这个看不懂还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几乎是所有看过这个电影的观众留下的共同感受，甚至包括一些著书立说的写作者。
央视主持人张泽群在主持《童心回放》节目时，与嘉宾王中谈及童年的电影，提到了《第八个是铜像》。张泽群谈了自己对这部电影的感受：“我也看过这部影片，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
在崔齐哲所著的《最后的狼》一书中写道：“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我们有时候也看不太懂，像《第八个是铜像》，看完走出电影院，大家都感到莫名其妙。”
在刘伟章所著的《感悟人生》中的《我与电影》一文中写道：“也有看不明白的电影，如《脚印》和《第八个是铜像》，特别是后者，一班游击队员抬着一个铜像行行走走，一会儿又和敌人打一仗，然后又抬着铜像去漫游世界，如此打仗，别扭极了。但听老师说，那是用了倒叙手法云云，好像是老师挺看得明白似的。”
上面引述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比较清晰地说明了为什么《第八个是铜像》让人看不懂。
抬铜像一路而行的是七个人，包括一个小孩，一路上，六个成人都作了回忆，小孩是没有回忆的，第七个回忆是大家的集体回忆，实际上最后一段是以上帝视角表现的主人公牺牲的始末。
电影实际上是抬铜像的六个人的回忆，但在观众看来，因为回忆场面，来得太随意，误认为现实场景与回忆场景是同时发生的，于是，给观众造成的印象，就是抬着铜像的人一边走，一边与敌人打仗。
中国观众并不是不懂得电影里的回忆技巧，但在当年的电影里，回忆的场面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这种回忆镜头不能太多，太多了便会破坏电影的叙事连贯性，但《第八个是铜像》却是通过六个人的回忆来完成电影的叙事交待的，便打破了中国观众的承受极限。
后来的中国电影《小花》里，也很自然地在现实与历史之间通过闪回完成衔接，但《小花》并没有让观众感到看不懂。倒是这部电影当时试映时，反而在审片人员那里获得了看不懂的评价，观众的反响却极好。这真是有一点奇怪了。
《第八个是铜像》闪回让中国观众不懂的原因，其实有着多种因素。下面略述之：
一是影片里的人物繁复，名字众多，角色报出的一长串名字，中国观众根本搞不清。
外国电影的人名，一直是中国观众头疼的地方，本来那些佶屈聱牙的人名呼啸而至，一起撞击观众的承受能力，再用闪回镜头打乱叙事顺序，必然地会让电影里的人物纷至沓来，在脑海里混成一团乱麻。
欧洲人的脸型，在中国人看来，都有一点大同小异，难以识别。加上电影里的现在时间，与电影里的闪回时间至少有七八年的间隔，因为男主人公牺牲的时候，女主角还没有孩子，现在电影里的孩子都有七八岁的感觉了，那么至少说明这个铜像的铸造已经是七八年后的事情了。
影片里抬铜像的人，容貌化妆都较回忆场面里的当年妆容，显得更老一点。本来电影里的人物面容就分不清，现在一个人又分年轻时与中年时的造型，更使影片里的人物乱成一团。
三是电影里没有什么逻辑性的故事情节，有的人物开始出现，后来就没有了，不了了之。
比如，开始那个卖盐的商人，后来就没有在电影里出现。而影片里突兀地出现的小男孩，又没有交待他的出生来历，更使电影扑朔迷离。
崔永元拍摄《电影纪事》的时候，他本人没有去阿尔巴尼亚实地拍摄，但剧组却是到阿尔巴尼亚进行了实地采访，影片里的女主角阿尔玛也是采访对象。
镜头里的阿尔玛扮演者早已不是电影里的那个清纯美丽的形象了，她在提到影片里的小男孩时，曾经说到，当时观众都认为这个小男孩是阿尔玛与男主角生的孩子。
但阿尔玛扮演者并没有肯定这一说法。她的原话是：“当时阿尔玛带着一个孩子，她没有跟其他的男人在一起，而是带着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让观众相像到孩子很有可能就是阿尔玛与易卜拉欣两人结合的产物。”
但电影里并没有这样描写，这个小孩曾经对着铜像问他的妈妈阿尔玛：“德国鬼子怕这个叔叔吗？”
如果男主人公是孩子的父亲，母亲早就会向孩子提起这一件事。可见，电影还是理智的，并没有为电影按上一个观众总喜欢干的拉郎配的一厢情愿的结尾。
第一部分，是男主公易卜拉欣强制地没收了投机倒把商人的盐巴，分给老百姓。他的理论是：“盐是属于人民的，因为海是人民的。”
显然，易卜拉欣是强词夺理。即使在当时的中国电影里，也不会用这样的强硬的理论，来为剥夺资产者的财力作为说词。
所以，男主人公一出现，就觉得缺乏政策性，完全是恣意妄为，思想高度明显缺失。
观众由于缺少对阿尔巴尼亚国情的了解，对国民阵线分子几乎没有什么直接感知。
而且，这里还涉及到对国民阵线分子的评价问题。崔永元当年拍摄《电影纪事》就提到，今日阿尔巴尼亚对国民阵线在二战中的行径进行了重新评估，过去他们作为类似汉奸一样的认定，现在完全翻了一个个，就如前苏高尔察克叛军，现在在俄罗斯电影里已经成为正面角色。
《第八个是铜像》里易卜拉欣动员一个参加国民阵线组织的村民，弃暗投明，在电影里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冗长地刻画了匪帮头子萨里的凶暴场面，但提供的信息量却很少，占据了对主人公形象塑造的时段。
最后，正是这个弃暗投明的前国民阵线分子，在结尾时的那一场战斗中，击毙了匪首萨里，这一切在电影里轻描淡写地就完成了，而男主人公却并没有设置成消灭敌魁首的终结者形象，反而是在同一场战斗中，意外中弹，死于敌人的伏击，这在中国人对英雄的塑造惯例中，的确是难以接受的。
即使在好莱坞电影中，英雄最后一分钟亮相拯救世界的原则，也是颠扑不破的。从中也正能够准确的看出《第八个是铜像》里对英雄人物形象设置有一点漫不经心的状态，这可能与阿尔巴尼亚电影受到欧洲电影的影响有关，并没有执行二元对立的英雄塑造的规律。
第三部分，容纳了三个人的回忆，分别是医生的一儿一女及城里的一个地下工作者的回忆。这一部分在影片里占据了主体叙事部分，表现了易卜拉欣影响了医生及他的一双儿女。
男主人公在医生家里治病，直指医生为德国人治病，有资敌嫌疑，同时，他还直言不讳地指出医生的未来女婿是一个与德国人有勾搭的人。
影片里，易卜拉欣让医生一家重新选择站位，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作为一个病人，刚刚获得医生的救治，立刻利用这种偶然的机缘，匆促地来逆转医生的思想认知，显然有一点太粗暴了。
医生在电影里完成了对他的救治，而易卜拉欣复苏过来之后，立刻对医生的站位进行了指责，扰乱了整个家庭的宁静，所以易卜拉欣的这种行为，在当时的中国观众看来，实在有一点不谐和。
在维一所著的《我在故宫看大门》中就尖锐地写道：“后来还看过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其中有个躲在别人家里还大呼小叫、挑三拣四的革命者，为了这个几乎不近情理的角色，我们大家不知反复辩论了多少回，到底也没有搞清楚导演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可以说，这是《第八个是铜像》在人物塑造上给予中国观众的另一个不明白之处。
显然，电影里的易卜拉欣的行为，根本不符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知恩图报的设定，对负有救命之恩的医生一家人，采取了格外的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法，用他自己话说，就是“分裂”了这个家庭。
如此说来，电影里的男主人公从情理上很难获得中国观众的认定，这个形象并没有树立起来。
其实在小说原著里，还有一段男主人公在山上游击队里做好队员思想工作的情节戏，电影里基本略而不提了。
中国电影里塑造人物，很注重人情味，体现成长的递进性，而在包括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这些当年友好国家的电影里，基本是看不到的。这些国家的英雄，往往强化他们身上的独立意志，我行我素，甚至在我们看来有一点蛮干硬上，唯我独尊，用一句当年通行的认定语，就是个人主义严重，这样的英雄形象，中国人可以欣赏，但不一定能够接受。
就像南斯拉夫电影《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的游击队员，都是各人干各人的，而且都带着那么一点想怎样就咋样的怪味，当年放映时，正好迎合了中国张扬个性的新风潮的兴起，立刻引爆全国，但并不意味着中国观众就能接受那些一意孤行的游击队员的作为。
虽然《第八个是铜像》有中国人看不懂的地方，但是，电影里的哪怕是一点的时尚信息，都被心细如发的中国观众发掘出来，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
程乃珊在《上海女儿》中提到文革期间，上海的时尚男女，能够从各种可能的渠道里，捕捉流行的潮讯，其中就包括《第八个是铜像》。
她在书中写道：“《第八个是铜像》中女主角一件黑白花呢长大衣领上一只黑毛线衣领，这小小的细节也被飞女们捕捉到，在风雪大衣衣领上再翻一道手织毛线领子，既可不让头发弄污大衣领，又暖和，另外，也为沉闷的冬衣添加了一种变化样式。一年不到，上海滩各种年龄层次的女性，她们的大衣领上都挂着这样一道毛线衣领……”
其实阿尔玛的这个特别的装束，在影片里出现的时间很短，也就是在现在进行时的时间线上，有几个惊鸿一瞥的镜头，但却让中国观众捕捉到了特别的时尚元素，并且直接把这一闪而过的“春江水暖”从电影镜头里扯到真实的生活里了。
如此看来，《第八个是铜像》里让人看不懂的地方，有着多重维度因素的交叉作用促成了最终观影效果，这包括我们对阿尔巴尼亚这一个国家的真实的情况以及它所处的国际情境的陌生，有对这一个国家文化传统的隔膜，有对它的世俗人情的生疏，加之电影叙事手法打断了顺序进程，且每一个段落都有着明确的个人视点，必须依靠观众的拼装与组合，才能完成电影故事的连缀，都造成了《第八个是铜像》在中国留下大规模的“看不懂”、“莫名其妙”的观后感。
其实这里面，有着观众的夸大其辞，更反映出，观众对这个电影里表现出的生硬理念的抵触情绪，比如，影片里的男主角远不如《宁死不屈》里的漂亮活泼可爱的女主角来得那么深入人心，获得共情性。
“看不懂”，其实非常大程度上是观众的一种托词，表明了自己特立独行地凌驾于电影的内容释放与营造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