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友：公司没有拐杖
1997年的一天，第三次自杀被救活的郑卫宁在家里打通了深圳市义工联合会的热线电话。他并不指望这个电话能帮他解决什么实质问题，因为就连他自己也讲不清自己想要什么。此前，他还给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打过电线的他有家有室，衣食无忧，并不是特别需要社会救助—到底想要些什么，他自己也没想明白。
没等郑卫宁磕磕巴巴讲完自己的情况，接电话的人便打断了他的说话，干脆利落地总结道：“我听明白了，两点：第一，你是一个残疾人，觉得活不下去了；第二，你是一个富裕的残疾人，想拿出家里的遗产带着残疾人一起做点事，是这个意思吗？”
郑卫宁激动地冲着话筒喊：“是，就是这一个意思！”几天之后，他见到了接电话的义工，义工联残疾人服务组组长罗斌，那年才25岁。“罗老师太有水平了，一下子就把我的想法给理清了，”郑卫宁回忆道。
直到现在，罗斌仍然是郑卫宁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和最好的朋友之一。在罗斌等义工的帮助下，郑卫宁带着一群残疾人，创建了目前拥有32家社会企业、3700多名残疾员工的残友集团，这也是全球唯一一家全部由残疾人自主管理的现代化高科技公司。
在来深圳之前，郑卫宁从没想到自己会自杀，而且还是连着三次。郑是先天性血友病重症患者，是为维持输血治疗才举家搬迁到了深圳。
血友病是一种由于遗传缺乏凝血因子而引发的疾病，患者出血后无法自发停止，因此不能剧烈运动和碰撞，长期发病还会导致关节畸形和肌肉萎缩，大部分血友病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对于血友病，全球医疗界普遍采取替代疗法，也就是给患者不断输入凝血因子。治疗方法并不复杂，但费用却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仅仅维持生命，一个体重30公斤的10岁孩子每年便最少需要4.8万元左右的血源因子，要达到正常身心健康的成年人则数倍于此。
在我国，血友病的社会人群发病率为每10万人5～10人。按发病率估算，我国至少有13万左右血友病人，但因为高昂的治疗费用，相当多患者没选正规就医，卫生部“血友病病例管理信息系统”里的注册患者不到1万人。实际上，若能够充分治疗，血友病患者甚至能与正常人无异，在部分发达国家，血友病患者的平均寿命已接近正常人，而在国内，据“贵州血友关爱之家”创始人段炳强的估计，患者平均寿命仅为正常人的1/5。
郑卫宁今年已经57岁了。他幸运地出生在一个军队干部家庭，父亲是曾经领导过山东日照暴动的红军战士，母亲则是电影《地雷战》中抗日民兵的原型人物之一。小时候他跟家里人住在大连的某个部队大院，有一回他从床上掉下来，头磕在暖气片上大出血，足足两卡车的战士为他输血才使他保住了性命。
后来他和家人又搬到了武汉著名的将军楼里。虽然从小就因病不得不从学校辍学，但伙伴们还是把他当成孩子王，“因为我从小就会讲故事，”郑卫宁有些得意地说，“伙伴们都爱听我讲故事。”一个大院里的邻居平日对他也十分照顾。
如果不是上世纪90年代国内爆发的一场血源污染，也许郑卫宁这辈子就一直这么过下去了。“当时已然浮现了集体卖血的艾滋病村，87%的血友病患者感染了艾滋，我是那幸运的13%，我也不知道我怎么那么幸运，捡回了一条命。”
定期输血治疗的郑卫宁必须找到一个有干净血源的地方。在1998年之前，经济特区深圳是全国唯一一个实行公民自愿无偿献血的城市，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没有人卖血谋生，也没有艾滋病的风险。为了活命，郑卫宁跟父亲、母亲、妻子和孩子来到了深圳。看到那些在献血车边撸起袖子排队等抽血的年轻人，郑卫宁决定全家一起在深圳买房落户。
那时的深圳，是一座充满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新风气的新城市。这座城市给来自内地的人们最大的冲击在于：人可以生活得如此独立，只要能赚钱养活自己，中国人复杂纠结的社会关系网可以最大限度地简化，下了班各回各家，没人过问你的私生活。
但这种独立状态对郑卫宁来说，是噩梦的开始。离开了以前熟悉的小环境，家人成为了唯一依靠，郑卫宁才意识到，让他活下去的不单单是干净的血源。“母亲在的时候，我每天给母亲量血压、安排她吃药、安慰她，让我感觉有价值感。1997年5月我母亲去世，而妻子和孩子各自有了各自的生活，每次出门一看，所有的人全都在忙自己的事。我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一下子觉得生活没有价值了，认为死是一种解脱。”
郑卫宁于是连续三次自杀。最后一次自杀被救活后，抱头痛哭的家人跟郑卫宁达成协议，只要他愿意活下去，随便干点什么都行，“母亲给我留下了30万元用来输血的救命钱，我把这些钱花完了再死也不迟”，话说得很轻松，但郑卫宁明白这些钱的分量。
“在深圳，想让一个人永远不理睬你有三种办法：问他借钱、托他找工作、跟他诉家里的苦。”郑卫宁把残疾人的生存状态看得很清楚，“其实这也很正常，没有人有义务听你的抱怨，大家都有自己的一摊子烦恼。残疾人总需要依赖身边的人，在中国，这种单向的给予只有亲人才能给。所以在深圳这个对人自立要求程度更高的地方，残疾人更加难以生存。”
不过，这并不说明深圳人没有利他的精神，只是他们会把工作职责所在和自觉自愿地付出区分得更加清楚。因此，恰恰是在深圳这个个人精神强烈、权责利划分清晰的地方，中国第一个义工团体诞生了：1990年4月23日，由46名义工组成的深圳市义工联在民政局注册成立，自愿为遇到困难的来深创业者提供帮助。义工也就是内地人常说的志愿者，受香港影响，深圳人一般称之为义工。虽然与香港成熟的义工服务体系差距还很大，但深圳义工联的热线电话也成为了深圳人遇到困难时经常求助的一条途径。
在残友，不论年纪大小，所有人都管郑卫宁叫郑大哥。若不是轮椅和贴身携带的血浆，郑卫宁看起来跟健康人没什么区别，精神头还更足，连续两三个小时说话一点磕巴都不打，音量和语速都高于一般人。
时不时他会点上根烟，但也不多抽，他的助理解释是为了缓解血友病人经常会感受到的剧烈疼痛。说到激动时，他手一抖，一根还没点燃的烟掉落，滚进了轮椅底下，他极其迅速地弯下身捡起烟，生怕被别人代劳。“残疾人都是带着负罪感在生存，总是需要别人的给予”，他苦笑着说。
“我这个人生活得特别矛盾，行动特别吃力，思想却特别活跃，看起来人一动不动，心里面已经是千军万马。”也许是因为从小就苦于这种身体和心灵的不同步，当郑卫宁遇到电脑和互联网的时候，他比正常人感觉更加震撼和欣喜。1996年，国泰君安证券公司给一些大户赠送了一批配备调制解调器的电脑，当时也在炒股的郑卫宁由此接触了电脑和互联网。炒股最终没有让郑卫宁发财，但却让他意识到：在操作电脑时，残疾人跟正常健康人几乎没什么差别，因为操作电脑只需要动脑子和动手指。这是大部分残疾人都能做到的，甚至更有优势，因为他们没其他诱惑，心无旁骛，在电脑前可以一坐就是一整天。这对一个从小就饱尝由于身体残疾行动受限所带来与健康人有竞争鸿沟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发现。
在此之前，郑卫宁也尝试过各种残疾人能够做的工作。比如组装电器，这是中国制造的代表性城市深圳最常见的致富方式。但经过试验，郑卫宁发现，即使是一动不动坐在流水线边组装电器，残疾人的生产效率仍然大大低于正常人。他琢磨，一方面是由于身体残疾可能会影响手指的灵活准确，另一方面，即使是坐着干活，也难免总会需要一些挪动。
生活在商业意识浓厚的深圳，郑卫宁比在内地时更容易看明白，人们可能愿意为残疾人做些无偿捐助，但不会因为某种商品是残疾人生产的就去购买。商业不是慈善，若选择了以企业来作为生存方式，那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必须直面残酷的竞争。残疾人开的公司，如果生产效率低下，最终也会被市场无情淘汰，如何让残疾人与正常健康人能够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这几乎成了郑卫宁所有思考的出发点。
现在的残友仍然保留了几条流水线组装一种品牌名为iPro的手机，这种手机主要出口到南美和非洲，在华强北也有柜台销售，但“最便宜的一款只卖9美元多一个，基本不挣钱”。之所以还保留这几条生产线，更多是为了安排无力参与软件开发的残疾人就业。
尽管我国在2007年公布的《残疾人就业条例》中规定，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能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5%，否则就需要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同时雇佣残疾人员工还能够享受一些税收优惠等政策，不过，超过90%的企业还是宁愿缴钱、多纳税，而不是接纳残疾人就业。
而以往安排残疾人集中就业的社会福利企业往往从事的都是极低附加值的工作，改革开放后大都因为缺乏竞争力、经营不善而亏损倒闭，这就更加印证了人类对于残疾人工作上的能力低下的结论。残疾人特别难找到工作，更别说高收入的工作。“残疾人原本没有梦，后来只有一个梦，就是自己能养活自己”，郑卫宁用一句听上去有点残酷的话来概括。
“一定要做残疾人能跟正常人竞争的事，一定要做高的附加价值的事情。”在跟罗斌商量未来做点什么的时候，尽管还没彻底想清楚，但郑卫宁已经固执地为将来要做的事设下了两个看起来难以实现的条件。电脑和互联网让他看到了一丝希望，于是郑卫宁跟罗斌商量，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残疾人跟他一起在家里学习电脑。
郑卫宁最后一共找到了4个残疾人，他们中其实只有两个会用电脑。会打字的刘勇是其中一个，小时候因为摔进地窖而致残的刘勇身高不到1.3米，来到残友之前他在深圳滨河社区一间老年人活动中心里给打麻将的老年人端茶倒水，这家活动中心不付他工资，除了管饭，唯一的福利就是能摆弄摆弄角落里一台废弃的电脑。一听说可以做跟电脑有关的工作，刘勇二话不说放下水壶就跟郑卫宁走。
中专生麦健强则是学历最高的一个，但他也不会用电脑。他是小儿麻痹症引起的两腿残疾，因为担心不被录用，麦健强硬撑着站着走进了郑卫宁家里。“小麦的手臂很结实，我们彼此看一眼，就知道对方都是从小爬大的，”郑卫宁后来调侃麦健强说，“小麦，我认识你这么多年，就看见你站起来过这么一次。”
其实麦健强用不着担心，郑卫宁招人只有两个条件：一是残疾，二是不要报酬，只包吃包住。因为没钱注册公司，他们给这个小团体取名为残友网社，主营业务是制作网页，1999年9月18日，他们开发的中华残疾人服务网（）上线了。
凭着勤学苦练，刘勇成为了技术骨干。他当时其实还不懂程序语言的逻辑，但能靠死记硬背把源代码印在脑子里，在接触电脑13个月后，刘勇在2000年奇迹般地赢得了捷克布拉格世界网页设计大赛的第5名。但刘勇所获得的个人荣誉并不能掩盖残友网社在经营上的尴尬，5个人在郑卫宁家同吃同住的日子已逝去好几年，尽管都不拿工资，但郑卫宁的存款还是开始渐渐见底。
这时，又是深圳义工联的一对老年义工夫妇得知，就在郑卫宁居住的小区里有一个规划中的公共厕所，但一直没启用。郑卫宁于是向政府申请使用这个闲置的场地，并得到了批准。一位装修公司老板主动请缨免费为残友装修，他花了8万块钱将原先的公共厕所设计为上下两层，上面可供残友的5名员工办公，下面则可以开一个网吧。
2001年，网吧开张了，6块钱上网一小时，生意非常火爆，网吧最多的时候有40台电脑，狭窄的空间被挤得水泄不通。郑卫宁觉得这样存在安全风险隐患，就将电脑的数量减少到25台。即便如此，网吧每个月也能带来6万元收入，这是残友前所未有的“巨款”现金流，相比之下，楼上团队的收入几乎能忽略不计。
是扩张网吧生意还是继续做网页？郑卫宁仍然用残疾人的竞争力来衡量这个抉择。他看到，客户上网如果碰到问题，残疾员工需要摇着轮椅过去，请客户站起来，把自己的椅子拿开，残疾员工才能靠近电脑查看处理问题，顾客也许不会说什么，但肯定不开心。网吧算是服务业，而残疾人做服务业没有优势。于是，在当时来钱很快的网吧和看不到前景的软件开发中，郑卫宁选择了坚持做软件开发。
残友网社几年经营下来，操作电脑、制作网页这些工作对刘勇几个来说已经驾轻就熟，但真要开发软件，残友在技术基础上的差距还是太大了，他们的开发团队使用的是网络上共享的程序，自己完成的部分仅仅是网站的前端设计和制作。郑卫宁也在用各种方式来寻找残疾人中能开发软件的人，但李虹，仍然是郑卫宁以前想都不敢想的那种人才。
李虹是浙江衢州人，他曾经以物理满分、浙江省理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从初中时起李虹就开始接触编程，父亲的工厂里买了一台名叫“R1”的微机，奶黄色的外观配深绿色的键盘，键盘按下去还会有声音，在李虹听来这声音悦耳之极。每个星期天，他都会独自步行5公里，把上星期自己写下的Basic程序在这部8位机上调试。李虹的体力非常差，常常走到一半小腿就抽筋了，但只要听到“滴”的开机声，痛和累都消失了。
李虹患有罕见的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俗称“渐冻人”，他的身体会逐渐丧失一切活动能力，直到心肌冻结而生命终结，最著名的“渐冻人”患者是物理学家霍金。尽管患病，毕业后的李虹还是如愿以偿地在北京成为了一名程序员，但此时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李虹先后换了几家公司，每家公司都用对健全人的工作表现来要求他，但又不提供无障碍的工作环境。
2002年的一天，郑卫宁在中华残疾人服务网的留言板上收到了一条来自李虹的留言，留言很简单：我愿意加入，不计报酬。郑卫宁马上回复说：来吧，你就是我们未来的霍金。
等来到残友的时候，李虹的病情已经恶化到站不起来了。郑卫宁找人把他背下站台，李虹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2002年10月6日。一进入残友，郑卫宁就给他发每个月500块的工资，李虹成为了残友历史上第一个领薪水的员工。
李虹加入之后的第一个任务是改进网站新闻系统，增加图片上传和自动图文排版功能。这些功能需要用ASP编程技术，李虹此前并没有做过，他现学现做，一边对着书分析源代码，一边着手操作，几天时间，功能一一实现了。新的任务接踵而至，李虹独立开发了社区论坛的程序，在全球的残疾人中，网站的知名度和活跃度慢慢的升高，政府、公司开始找残友帮他们做网站，代工网站的这笔资金终于能贴补残友网站自身的运营维护，实现以网养网。
承接各种网站建设的时候，一家与广东移动有业务关系的公司问李虹，残友能否做一个类似测试卡的管理系统，第一单应用软件项目就这么开始了。这是残友第一次全程开发和服务，李虹设计了使用条形码的输入方案，以及使用SQL数据库作为局域网联网后台数据库的解决方案，看起来都有条不紊，但临到交付的前一晚，安装过程中还是出现了大量问题，大伙都没有一点应对的经验。“为了证明残疾人的开发能力，所有人都拼上了。”李虹回忆说，那是自己编程生涯中效率最高的一夜。
正是一个个这样不起眼的小项目实现了残友向软件公司的转型，这些项目组成了残友软件公司的前身，身兼软件工程师和高级程序员的李虹也成了残友集团的总工程师。但是，他的病情还在不断恶化。2005年的最后一天他终于倒下，一个月之后李虹回来了，但不到一周时间就再次倒下，这次他归来遥遥无期。
郑卫宁开始为李虹的未来担忧，他跑到社保局咨询，对方答复工作满15年才能享受退休待遇。李虹工作年限太短，不够退休标准，根据政策，工作5年补发5个月工资，就可以让他回家了。
从社保局回来后，郑卫宁很失落，他知道，如果回家，李虹非常有可能会没什么尊严地死去。“我想养他啊。”郑卫宁说，在他心里，李虹虽然在残友只干了4年多，但实际上也就等于奉献了他的一生。在公司大会上郑卫宁动感情了：“为我们队伍所上的这一层新台阶，我们要感谢一个人，记住一个人！”
那天晚上，郑卫宁久久不能平静，开着他的电动轮椅在莲花山上来回转。最后，他发了条短信给公司高管，建议在残友设立退养制度，失去工作上的能力的员工在退养后可以终身领取工资，直至生命结束，而且这笔工资按照该员工连续3个月达到的最高标准发放。李虹在残友连续3个月拿到的最高月工资是3600元，这笔钱便是他退养后的残友每月发放的生活补贴。
不出意料的是，郑卫宁收到了一个高管的反对意见，他担心，制度形成后，员工一旦效仿，势必将企业拖垮。再说，退养制度符合现代企业的精神么？即使一个正常健康人组成的公司也不会推出退养这样的制度，因为这会引起道德风险，原本有劳动能力的员工也会想着通过退养光拿钱不干活。但郑卫宁却认为，一个残疾人组成的公司反而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因为作为一个残疾人，他深知，“最苦莫过闲愁，对残疾人来说，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在家无事可干，但凡一个残疾人只要能做点事，他就一定会愿意做事。”
最后，郑卫宁用自己的个人权威促成了退养制度，李虹成为第一个受益人，直到今天，残友3700多名员工中也只有十几个人退养。郑卫宁不认为退养只是增加了成本，因为这同时也是一个激励机制，让员工“把一生托付给残友”。
李虹的妻子胡英也是高位截瘫，与李虹在网络上相识。现在，李虹夫妇租住在景鹏大厦一套两居室里。夫妻俩都是基督徒，以前，两个人会一起去唱赞美诗，一起进电梯，一起去上班。
从卧室的床上到电梯口，差不多要走50步，距离7米左右。现在每天早晨，李虹从床上站起来，唱着赞美诗送妻子进电梯，然后转身回家。夫妻二人开了一个博客，在香港狮子会的帮助下，将他们的博客集结成书，名字就叫《七米爱情》，在书中一篇名为《朋友啊朋友》的文章结尾，胡英写道：“因为人，没办法忍受，人的荒芜。”
在李虹的带领下，楼上软件开发团队的竞争力越来越强，而楼下的网吧生意则日益冷清，收费从6块钱一小时降到1块钱一小时。郑卫宁干脆把网吧交给了政府管理，集中精力做软件。
除了为残友打造基础技术平台，李虹还深刻地启发了郑卫宁：残友真正的核心并不是开发软件，或者未来其他的什么业务，而是开发人，将那些原本在社会找不到位置的残疾人，转变为优质的人力资源。残疾人不计较收入和工作条件，比正常人更强烈地渴望实现自我价值，只要找准了大方向，残疾人组成的企业也可能蕴藏着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李虹退养之后，2007年，又一位“渐冻人” 单凯来到了残友。他将软件流程组件化、构件化、标准化，形成残友生产软件独特的“工厂模式”。举例来说，如果开发一款软件，一名健全的工程师可以独立完成，而在残友，则会将这一过程人为地分解为10个环节，降低每个环节的难度，其中3到4个环节是重复性的低端劳动，然后，将这些环节连成流水线式的生产。
以控件为例，特定的空间在软件开发中能轻松实现不同的效果，一般的软件开发是从头至尾一个人完成开发，编程人员最多熟悉30多个控件。而在残友的开发团队中，有几位初中文化程度的员工，在分解开发步骤后的工厂模式里，工作任务就是熟悉控件，他们每个人都可以熟练调取1000多个控件。研发人员需要实现任何效果，都能够最终靠他们迅速准确地调出控件。
跟李虹比，单凯的能力不仅仅体现在技术上，他还迅速地建立起了一个20人左右的团队。单凯的工作让很多以往看起来完全与软件开发无缘的残疾人也能够参与进来，现任残友软件公司高级架构设计师的李云毅是其中之一。
李云毅是一名脑瘫患者，由于小脑受损，他不能有效控制面部肌肉，无法开口说话，身体别的部位的肌肉也常常会因痉挛无法运动。但正是在与小脑争夺控制的过程里，他的大脑控制力慢慢地加强，这种能力恰好可以施展在对软件内在逻辑的思考中。通过单凯拆解过的开发流程，李云毅不但完全能承担自己所负责的环节，还成为了同事们遇到技术难题时第一个想起求助的人，兄弟们都管他叫“猴哥”。
这条生产软件的流水线逐渐成形后，郑卫宁觉得是时候将残友完全转型为一个软件公司了。但是，最初的几单生意却给大家泼了冷水，同样的订单，同样的要求，其他软件公司要价30万，残友去竞标，客户却发话了：你们团队都是残疾人，给2万块钱，做不做？
面对这样歧视性的价格，郑卫宁还是接下了订单，一方面他要证明残疾人在软件开发领域与健全人没有差别，另一方面他也着实没太多选择。但是，他心里很清楚，做生意不是挣面子，这样的价格做下去，公司永远也没办法实现盈利，生存都成问题。
那个时期，残友的现金流时断时续，好在残友有套别人学不来的应对方式。当时残友并没有严格的工资体系，每完成一个重点项目或者参加一个专业竞赛获奖都有几率会成为当月涨工资的指标，但若公司运转不灵，涨上去的薪水就再降下来，遇到特别困难的时候，郑卫宁就一声令下，开始实施“战时”：从郑卫宁开始，谁也不拿工资和补贴，只包吃住，等有钱了再发。
残友历史上杰出的开发员曾经赢得的那些技术赛事奖项，郑卫宁能做到如数家珍。但这些个人参加的技术大赛，更多只是满足了他心目中的个人英雄情结，并没改变残友所面对的市场行情报价歧视。
2007年，郑卫宁决定，用企业认同的硬指标来证明残友的软件开发能力。他启动了SEI CMMI三级认证，这是由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大学软件工程所（SEI）创立的软件能力成熟度整合模型（CMMI，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Integration），类似于传统行业的ISO认证，代表着软件企业的开发品质和成熟程度—2007年，深圳数百家软件研发企业中只有十几家拥有CMMI三级认证。
“当时也不知道深浅，什么厉害我们就做什么。”郑卫宁觉得，要从根本上改变市场的歧视，就要选择最难通过、最权威的认证机构—尽管他们也不知道到底有多难，但35万美元的报名费用，不管过不过这个认证，交了以后就再也退不回来了。
残友软件团队拼了整整一年时间，终于在2008年通过了CMMI三级认证，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残友已经完全能按照规范的流程体系管理软件项目的开发和实施。这时的残友终于有底气报出跟别的企业一样的价格，也终于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在只做残疾人能够与健康正常人竞争和高的附加价值工作的两个条件下，残友扩张的原则是以人力资源为核心，因人设事，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残友不是看准哪个行业赚钱就往哪个方向发展，而是看目前的残疾人能做什么。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郑卫宁为残友确定的原则是不放弃任何一个人，“最可怕的不是失败，而是咱们不可以并肩前行”。
广东佛山人黄飞鸿正是这一年从软件公司调出来，决定尝试往动漫、设计行业发展。“那时候也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只是说，有一些学设计专业出身的残疾人大学生来到残友，他们做不了编程，那就试试能做点什么。”
黄飞鸿现在是动漫公司的总经理，他是一名侏儒症患者，参加了3次高考才被学校录取，每次都不是因为分数不够，而是学校一看他的样子就拒绝录取了。黄飞鸿的性格很开朗，他经常边说边笑地谈起这些往事，就好像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
江西上饶人占炉华也是在2008年加入的残友，他是小儿麻痹症患者，双腿严重残疾，无法行走。2006年从江西中医学院医学软件专业毕业后，他在南昌一家大规模的公司做到了部门经理，结婚生女，生活稳定，但占炉华依旧是觉得自己不快乐，不是因为同事排挤他，而是因为他感觉到周围健全的同事们处处小心，在交往中非常担心伤害到他。
残友全部由残疾人组成的工作环境和郑卫宁的个人魅力吸引占炉华拖家带口来到了深圳，他先接受了残友9个月的内部培训。在这9个月当中，公司管吃管住，但没有薪水，只有少量的生活补贴。这9个月是最难熬的，尤其对占炉华来说，他拖家带口9个月没收入，在经济上的压力非常大。但是占炉华却认为，这9个月也是最重要的。
入职后，他从普通软件工程师开始做起，因为技术水平得到同事认可，不到一个月他就被调入项目组，并且开始挑大梁，成为项目组的负责人。3个月之后，他一个人独自出差，从客户那里接下一个大项目后，便开始做项目经理。占炉华觉得，技术好是基础，他更看重的是个人与组织的价值观是否一致，这是在9个月的培训里可以熬出来的基础。除了提供伙食、住宿，此公司还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社区，每一个进残友的人，能长待下去靠的就是价值观。
“表面看，在这里比别的地方付出得多，获得的少。” 占炉华说，“坚持几天也许可以，这么长时间，自己也就明白喜不喜欢这里，能不能走下去了。”
担任项目经理时，占炉华开始全程跟踪一个项目。他觉得，软件公司单纯地追求“开发零缺陷”不够存在竞争力，他开始尝试新的方式，与客户交流的时候常常会多问几句，在开发的过程中，做出一些为客户定制的应用。这样的做法很快就在客户中得到不错的反响，变成了残友免费的口碑传播。
正式入职9个月之后，他被任命为软件公司CEO。占炉华到现在还在亲自负责软件公司的招聘：“必须要有和公司一致的价值观，郑大哥把前面的路都为弟兄们踏平了，找到了这么一条残疾人可以走的路，需要找到能够一起同行的人。”
在占炉华眼中，“残友做的事情，只允许成功，不能失败，”他自己给自己加压，“所有的残疾人都在看着呢。”
在一间由自行车棚改建而成的残友老总部办公室里，十几名年轻的员工围着郑卫宁坐了一大圈，逐一汇报手头的工作。他们大都只有20来岁，来自残友集团拓展中心，穿着一件前面印着“2B青年欢乐多”的T恤衫。已经过了2、3个小时，连几个年轻人都开始显出疲态，郑卫宁仍然精神焕发，洋溢着被需要带来的快乐，哪怕是对一个刚进残友没几天的实习生，他也会耐心地回答他的每个问题。
郑卫宁现在已经退出了残友集团的日常经营，他曾经的助手刘海军担任残友集团的总经理，而原欧特克中国研究院院长黄健铭从2011年8月开始担任残友集团董事长。为了表明自己退出的坚决，郑卫宁甚至没有在残友的新总部—就在不远处的富莲大厦留一间自己的办公室，但“郑大哥”仍然是残友离不开的灵魂人物。
作为一名血友病重症患者，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他的生命随时有可能因为脑出血而终结，但残友却是一家极度依赖他个人的企业—他的历史贡献和带头大哥性格为他在此公司创造了近乎无限的话语权，坚持做软件、办退养制度都是他一句话。郑卫宁不避讳谈死，但大家还是有个说不出口的问题：如果他死了，谁来接他的班，谁来继续带领残友走下去？
在一些研究公民社会专家的帮助下，平时就爱琢磨体制的郑卫宁建立了一个他称之为三权分立的结构，核心是以郑卫宁的名字命名的深圳市郑卫宁慈善基金会，这是深圳第一家非公募性质的慈善基金会，郑卫宁和其他10名理事管理着基金会，基金会绝对控股残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32家社会企业，同时通过项目支持中华残疾人服务网等8家社会组织，各自独立而又相关地运行。
2009年11月，郑卫宁将自己在残友集团90%的个人股份和各分公司51%的个人股份，以及残友和他个人的商标品牌价值，在律师公证下全部捐献给了基金会。11名理事绝大部分都是郑卫宁多年创办残友的伙伴和公益社会活动者，有着跟郑卫宁大体一致的价值观，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即使没有郑卫宁，这个基金、社会企业和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的系统也将按照郑卫宁的愿景保持运转—为残疾人创造高价值的就业机会。
在总经理刘海军看来，这个三位一体的系统让残友的社会企业获得了完整独立的公司身份和真正的竞争力。非营利性质的社会组织为公司性质的社会公司可以提供各种服务，比如照顾在残友集团工作残疾人的日常生活，可以让残友集团的社会企业无需负担残疾员工所产生的额外成本，公司能够轻装上阵与一般公司竞争，创造的利润再上缴给基金会，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循环，“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从财务报表上看与正常人组成的公司没有一点区别的企业。不来公司，没人能想到我们有这么多轮椅和拐杖”。现在，跟华为、腾讯公司一样，残友已经被深圳市政府当成能够代表这座城市高科技行业的一张名片，
让郑卫宁感到最痛心的一件事是，去年一个学计算机的残疾大学生在一家国内著名的通信公司找到了工作，亲属和朋友都认为他终于算熬出头来了，但几个月后，这个大学生却自杀了。没人能说清到底是因为什么，也许他最终意识到，即使进入了一家大公司，他也没办法真正跟正常健全人一样工作，障碍和隔阂可能无处不在。
而在残友，就连平时习惯佩戴假肢的残疾人也会在这里卸下假肢，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经伴随着残缺的身体走过了几十年，已经宽心到能拿自己的状况开开玩笑。上公车时，他们调侃健全的义工伙伴“脑残不发残疾证”；参观重残疾员工宿舍时，他们遗憾地表示可惜那个能把脚放到头顶的室友今天不在，今天看不到他们宿舍的保留节目。残友公司的办公室到处放着拐杖和轮椅，但这里的欢声和笑语却一点也不比一家健康人组成的公司要少。
“如果来残友，他会是多么顶级的人才。”郑卫宁为这个残疾大学生感到痛惜，同时也更坚定了他希望残友模式在全国扩张的决心。他越来越频繁地出席宣传推广残友理念的活动，“让我做什么都行”，有时他甚至会说一些极端的话，他认为这社会亏欠残疾人太多，所以为了身边残疾人的利益，他能成为一个投机主义者，可以不顾其他团体的利益。
他明白，还有很多残疾人在等着他们，而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好在这家健全的公司，能够将他想做的事情延续下去。
当浮层化现象严重时，我们遇到的挑战是，出的主意没有太大实操价值，从事实际操作的人…
恒大与拜仁这场比赛太有价值，展现了自己，也终于真刀真枪下看清了自己，更成为一把标尺…
人的生命本无意义，是学习和实践赋予了它意义。应该把学习作为人生的习惯和信仰。
幸福是什么？当你功成名就时，发现成功不会让你幸福，和人分享才会。当你赚到很多钱时…